第一章
作者表达的清晰明确，则有正常能力的阅读者，还是分得清作者三观与人物三观。
三观，比道德评判广泛的多；三观正，也不意味着符合主流价值观，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，古人的主流价值观，就和今天的很有区别。
三观正的作品，遭到的贬损只是一时的；若作品足以传世，随着后人思想的进步，终会得到公正评价。
这样的例子在西方指不胜书，著名的《包法利夫人》初版时即遭禁，对通奸的描写是表层原因，挖苦的教士不舒服，才是官司的真正起因。
当然，这部书并不提倡通奸，我们还没到为通奸正名的时代，更无须乎为古人的通奸正名，正如无须乎苛求古人不纳妾。
正视文章的时代性，也是我们三观正确的表现。
在东方，则是直接对小说这种文体，生出变幻不定的重新评价。
由“小说者，小道者也到李卓吾，金圣叹的与经史文章等量齐观，最后，是梁启超那夸大社会效力的《新小说》言论。
当然，单部小说的评价也会变化，譬如《红楼梦》在今天基本不给说成**—所谓意淫，只是爱情，这本是青年男女的合理情感，古人在所不免；领受儒家之伪药者，不肯察觉与表达而已。
问题是，何谓三观正确。
这其实，并非一个自古即有的概念。
中国的古人只有人伦道德，甚至没有厘清何谓三观。
我们今天才开始讲起的三观，是共产主义的宇宙观，人生观与价值观，是辨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，OK？
大道至简，一句实事求是可以尽之。
只须一个实事求是，管它政治正确与否，是否符合主流道德与价值观；这才是三观正确的要义。
当然，这句话有忽略善与美，只追求真实的嫌疑。
但我要说，善与美，须建构于真实之上；文学作品，让人们感受到真实，那让读者“审丑也是可以的，所谓批判现实主义者是。
因了真实存在的丑恶现实，导致好人没好命，这有损于作品的道德力量吗？
恰恰是这样的作品，好过古代盛行的“瞒与骗的文学。
作品若肯写得实事求是，其道德价值，甚至可以超越作者并不完美的三观。
果戈理是好例。
站在他的阶级立场，他有多么希望，俄罗斯贵族称得上人民…
